纠错这件事,不能只靠有人愿意躬身入局
陈景明
周秉和先生在《以自我革命精神淬炼作风,打好权力治理这场战役》一文中,由辽宁一起民营企业产权旧案切入,提出了一个颇具分量的判断:地方滥用执法权力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仅靠口头表态来化解,而需要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主动自查、主动整改,把“自我革命”作为涵养治理生态的长期课题来推进。他尤其强调,纠错要从领导层做起,敢于“自己的刀削自己把”,把“灯下黑”变成“灯下亮”。这些判断切中要害。但一场战役要持续打下去,不能只依赖个体的自觉和担当,还需要有可供依托的制度接口——让愿意刀刃向内的人手中有工具,让一时不愿转身的人面前有轨道。
周先生文章发表后,有评论者围绕同一事件提出了六重追问。其中一问尤值得深思:周先生肯定葛迪同志“躬身入局”,但从反面看,“躬身入局”至今仍需被专门表彰,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现实困境——纠错的启动权,仍高度依赖某一层级主要领导是否愿意亲自过问,而非一套一旦触发便必须运行的刚性程序。这并非某个人的能力或意愿问题,而是制度接口的问题。
辽宁这起案件的问题,实际上已较为清楚。其一,那份越权的公函始终没有被正式宣告无效。刑事判决否定了它的实质内容,但判决书中没有一句话写明“此函作废”。公函在形式上依然有效,后续民事裁判便仍可将其作为证据链的起点反复引用。其二,民事确权诉讼本身存在程序瑕疵——一审在未依法送达产权人的情况下缺席判决,二审又停滞超过三年,远超法定审限。程序悬置在那里,权利方连一个明确的“被驳回”结论都拿不到。其三,企业被接管多年,地方相关部门与国资平台已深度介入资产管理和经营运营,推翻原结论意味着触动现实利益格局。这三层因素相互叠加,本地纠错便很难自发启动。
谈到利益格局,前述评论的分析颇为冷静,我深以为然:案件长期搁置,未必需要某个具体的主谋。维持“挂案”的成本,远低于启动纠错的成本。启动纠错,就必须回答公函依据何在、谁签的字、损失由谁承担;维持现状,则只需反复说上一句“正在研究”。这是多个不愿承担决策成本的个体,理性选择叠加的结果。而恰恰是这样一种没有具体责任人的惰性,最难通过一次会议、一纸批示来撬动。
那么,怎么办?我的看法是,不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有人愿意躬身入局”上。这些年,法治建设已经积累了一些针对性很强的制度工具,恰好对应上述几层障碍,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把它们从“可选项”变为“必经之路”。
第一件事,是让停下来的程序重新运转起来。涉企产权案件最让人无力的状态,不是判错了,而是审理停在半途、无人裁断。最高人民法院在涉企产权刑事冤错案件纠正常态化机制中已明确提出,要加大上级法院提审力度,推行指令异地复查、异地再审,并对指令再审、发回重审案件跟踪督办。这套做法完全可以延伸至民事产权确权领域。一个案件若在本地法院长期停滞,上级法院便可以主动提级管辖,或指定异地法院审查,从而把“本地不便判、不敢判”的僵局,转化为有审限约束、有上级监督、有终局结论的正常审判程序。纠错不需要一场运动,而需要一套能够走完的流程。
第二件事,是让那份仍然有效的公函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归宿。这不是翻案,而是对法律效力的清理。在再审或检察监督程序中,可以把已被生效刑事判决否定的行政函件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作为独立再审事由予以审查;对明显超越职权作出的函件,则由有权机关依法确认无效或予以撤销。公函一天不清理,纠错就一天没有干净的起点。这与周先生所说的“自己的刀削自己把”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一刀必须落在具体文件上,而不能停留在抽象表态上。
第三件事,是要通过程序上的空间隔离,化解地方利益格局带来的阻力。最高检在专项监督中强调“勇于自我监督”,最高法在管辖问题上明确“严禁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落实到操作层面,涉企产权争议的再审审查可以更加系统地运用异地复查机制:由上级法院指定本行政区划之外的同级法院先行审查申诉,出具独立意见,再决定是否启动再审。这不是对本地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而是通过程序上的距离换取判断上的中立,也是对地方同志的一种保护,让他们不必独自承受“自己否定自己”的压力。
第四件事,是纠错不能止于宣告原裁判错误,还必须延伸到权利恢复。最高法提出健全权利恢复机制,要求纠错后及时明确责任、返还财产、帮助企业恢复经营。对被错误接管多年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再审程序中应一并处理接管期间资产清算、经营性损失的合理填补,以及企业信用与经营资格的修复。鸡西等地法院、检察院推行的“一案一档、动态销号”闭环机制,就是值得借鉴的模式:改判不是终点,从改判到返还,再到恢复经营,每一个环节都有台账、有责任人、有销号标准。制度一旦把“恢复”纳入纠错终点,纠错就不再只是“得罪人”的事,而成为一项有始有终的法定作业。
回到周先生文章中的那个细节:工人拉着他的手落泪。另一位评论者的话说得很直接:以人的生计为代价等待“自然消化”,不是治理,而是治理的缺席。这话分量很重,但有些道理即便沉重,也必须讲清楚。群众心中那杆秤,衡量的并不是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而是两件具体的事:下一纸缺乏法律依据的公函落笔之前,程序能否拦得住;已经形成的挂案,能否给出一个不依赖领导个人意愿的纠错期限。
周先生珍藏着他伯父写于1943年的《我的修养要则》,其中有一句:“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放在今天的法治语境中,这句话最实在的落实方式,或许就是:手里掌握制度资源的人,先把已经摆在桌面上的工具用起来。异地再审、提级管辖、跟踪督办、恢复机制——缺的并不是制度设计,而是启动的意愿,以及启动之后的坚持。温和而有效的自我革命,不在于声量大小,而在于一扇门已经装好了把手,就看有没有人愿意先伸手去转动它。
责任编辑:知行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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